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专业股票配资与投资服务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今年6月，印度内政部正式宣布，将于2027年3月完成全国性人口普查，并史无前例地将“所有种姓”信息纳入问卷。这一决定意味着，自1931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最后一次成功进行种姓人口统计之后，印度将在时隔近百年后首次系统摸清全国种姓人口的真实面貌。
目前这一决定已引发印国内外广泛讨论，毕竟种姓制度无孔不入地影响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还触及更深层的文化和历史议题。新一轮的全国种姓普查，不仅影响未来种姓政治与社会公平的走向，也将对印度大政方针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全面的影响。
一、种姓制度与现代困境
种姓制度源于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瓦尔纳体系。在理论典籍层面，人群被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瓦尔纳”，再加上“不可接触”的“达利特”贱民群体；而在现实层面，人们则更多按照习惯、职业、血缘等分为更细碎的数千个“阇提”的亚种姓。
展开剩余86%现实中，印度的种姓可能有成千上万个
尽管印度1947年独立后，宪法禁止种姓歧视，并通过配额制等“肯定性政策”试图纠正“历史性不公”，形成了包括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其他落后种姓（OBC）等法理上受到优待的低种姓群体。然而，在印度尚未经历暴力革命和彻底改革的背景下，种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基石制度，其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根据惯例，印度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作为选区划分和资源分配的基础依据，但原定于2021年的人口普查因疫情推迟至今仍未启动。
印度独立以来，无论执政的是印度人民党（BJP）还是国大党（INC），历届政府均回避全国性种姓普查，唯恐种姓本身的复杂性和种姓问题引发的争议进一步激化矛盾、撕裂社会，甚至动摇现代印度的立国根基。例如，印度官方长期不愿公布OBC确切人口比例，政策意图就是为了避免扩张配额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莫迪政府近期选择打破惯例引入对“所有种姓”群体的统计，是一个重大政治决策。
根据印度内政部的说法，进行种姓普查是为了准确掌握各类社会群体的结构与分布，以便为未来福利政策、教育资源、财政转移、就业计划等提供数据支撑。这种“数据驱动治理”的逻辑在理论上合理，但其真正动因与潜在后果远不止如此——这背后至少还有三重压力。
二、推动普查的现实动因
首先，莫迪政府推动种姓普查，是对近年来印度内政变局的直接回应。
在2024年大选中，印人党虽然赢得连任，但席位大幅下滑，且未能实现单独多数，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OBC人口密集地区表现不佳，特别是在传统中低种姓群体中的支持率下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大党牵头的在野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人口占多少，权利给多少”的动员口号，获得大量中下种姓支持。
胜选后的莫迪在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图自《纽约时报》
其次，即使莫迪政府按兵不动，各邦也已开始各自行动。
例如，种姓议题影响力巨大的比哈尔邦早在2023年就已完成邦内的种姓排查，其数据显示OBC和处境更加恶劣的“极端落后种姓”（EBC）合计人口占比高达63%，远高于全印配额的27%。此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也纷纷提出希望进行地方种姓普查，并争取扩大相应的配额。
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印人党和中央政府不统一开展种姓普查，就有可能因为缺乏最新数据，失去政策主导权，导致种姓政治的议程控制力被地方碎片化势力所分食。面对反对党的地方攻势，印人党选择“抢占议题”，通过领导种姓普查强化莫迪政府“亲下层”形象，而普查数据可用于扩展针对中低种姓的福利方案，包括额外配额等，从而巩固支持。
最后，莫迪政府行动也受到制度性时间表倒逼和催化。
根据印宪法规定，全国议会席位划分被冻结至2026年，此后必须依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分配。如果按照此时间表重划议席，未来十年各邦议席数量、政党权力结构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将受影响。换言之，人口数据是否包含“种姓信息”，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未来十年资源分配逻辑。
因此，印人党希望尽可能控制数据主动权，避免发生打破50%配额上限的激进改革，并将种姓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挂钩，弱化在野党单纯基于规模的种姓动员。
三、印度教右翼的立场与盘算
值得注意的是，印人党的政策急转也获得了其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支持。
RSS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长期视种姓为印度教内部的分裂因素，反而强调“印度教特性”（Hindutva）以超越种姓、语言、阶层等狭隘身份认同。反对种姓普查的立场反映出RSS的长期关切：种姓数据可能强化身份认同，削弱其构建统一的印度教选民集团。
然而，近年来RSS转变立场，开始支持种姓普查，甚至视之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契机。
在2024年的一次全印干部会议上，RSS最高领袖巴格瓦特公开表示：“若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Samajik Samarasata），就要认清现实的不平等，并据此采取补偿性政策。”这类表态可以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软着陆”，标志着RSS不再将种姓讨论视为分裂性议题，而是作为实现包容性国家认同的必要代价。
RSS甚至希望通过普查推动“种姓融合”，如鼓励跨种姓婚姻和教育改革，以服务其长期目标——构建统一的国族认同和强大的印度教国家。
印度RSS资料图
四、普查的风险与挑战
然而，莫迪政府推动全印种姓普查也可能遭遇多种风险挑战。
首先是全国级别的种姓数据一旦公布，势必引发全印社会各阶层不满与对立情绪。
此前由于缺乏权威的全国种姓数据，不同种姓群体在争取自身权利时仍然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一旦数据公布，实际人口少于预期的种姓群体可能对此强烈反对，而规模庞大却仍然落后的群体又将迫切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配额与福利，这种“高种姓剥夺感”或“低种姓配额扩张恐慌”，极可能引发法律诉讼、街头政治、集会抗议，甚至流血冲突。
例如，如果OBC人口确实超过50%，但当前中央配额制度仍为27%，则在政治层面势必引发“规模与福利适配”的浪潮。这可能迫使莫迪政府对最高法院判例提出的“50%配额上限”进行修宪或替代安排。
其次是如何保证数据本身的质量与权威性。
2011年印度进行社会经济与种姓普查（SECC）时，大量自创种姓名称及信息重复导致460万条记录无法校正，最终官方并未正式发布结果。本轮普查虽已明确采用AI去重和数字化工具，但能否成功避免类似的质量问题仍是未知数。
例如，种姓名称地域差异、自创自报名目庞杂、自报职业数据本身质量偏差等问题普遍存在，如果算法与人工校正能力不足，将严重打击莫迪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后续的政策实施变得异常困难。
另外，这次普查的数据还可能冲击印度经济运行。
在选票压力之下，公开的种姓数据为印各级政府面向私营部门设置“软性配额”创造条件。在高等教育、上市公司、公务员招考、政府采购等事项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社会代表性审核”的条款，这将挑战印度当前由“市场效率”主导的企业招聘与人力资源模式。
例如，国大党已经公开提出，要推动私营企业实施种姓配额制度，这势必增加企业合规与人力成本，进一步加剧市场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印度工业化现代化处于关键爬坡阶段的背景下，这类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不可小视。
资料图来源：印媒
五、数据驱动的“双刃剑”
尽管面临风险不小，但莫迪政府决心已下，未来一段时间将迅速推动相关数据采集、核验和发布，而地方邦发起的政治博弈也将围绕种姓数据展开。2027年后普查得到的数据将为重新划分印议会席位、再分配央地财政资源、调整配额政策等提供依据，而印度的政治版图与公共治理模式也可能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从更长远的视野看，如果莫迪政府能真正做到“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利用种姓数据精准扶持基层、强化技能教育和就业机会，或将缓解种姓矛盾，逐步推动印度社会真正走向更加公平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这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加深社会撕裂、加剧碎片化，危及印度民主基础和经济运行。
历史性地推动全国种姓普查，考验的不仅是莫迪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是印度社会自身应对敏感议题的智慧与决心。它不只是一次统计行动，更是一场关于“谁属于国家、谁享有权利”的深层次社会对话。
对印度来说专业股票配资与投资服务，种姓普查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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